针对目前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继市场监管总局之后,教育部再次祭出重拳。

根据教育部网站6月15日消息,当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完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管理体系,开启全面监管,校外培训行业发展将不再任由市场主导。

尽管市场一片哗然,但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本应铆足了力气去做投放,要在暑期里争个高低的教培行业,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各个教育机构们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不但广告少了、投放没了,甚至部分上市公司连股价都跌回到了几年前。

一切,似乎都要在重新洗牌中恢复到行业“初始”状态……

私立学校的窘境

时间回到6月11日(周四),一场大暴雨将浙江几个富庶市县笼罩在阴霾之中。浙江绍兴某私立学校的副校长李老师,面对着雨后窗外的景色面色沉重。“经过网课和校外培训的一番洗礼之后,回到学校的学生发现老师的授课内容有部分重叠,从家长口中传过来的说法就是,学校进度这么慢,中、高考考不好怎么办。”李老师说道。

2021年初开始她就感受到了来自学生家长投射来的压力,由于校外教培行业的冲击,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一度受到家长们的质疑。

她收到初三、高三这两个年级家长的反馈最多。疫情后,随着一辆辆开往江浙沪各地的校车发动,学生们和家长一起重回紧张的状态里。

在过去的1-2年由于课外教辅机构的集中发力,对浙江一带全日制的私立学校冲击很大。李老师坦言:“私立学校的学生都住在学校里,也没法办参加课外培训,只能让老师在课堂上加快进度,或者有学生私下去宿舍里找老师补课。”

高二学生王秦是温州市某私立学校的高二学生,文理分科后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想选择文科班的他,在班主任和父母的两方劝告后不得已选择了理科。

开学后第一次月考,王秦的物理得了67、数学得了71,以往最强的化学也仅在及格线附近徘徊。为此,班主任也跟他的父母不止一次沟通交流过,“偏科、考不上本科、会考过不了,bi ye zheng 就拿不到了”,这是王秦的父母在电话里不止一次听到的话语。

一时间,王秦身边围绕着各种声音、各种可能、各种假设。可对他来说,上岸的唯一道路只有尽快提升成绩。“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无法一直快乐,而对我来说,只有往死里鸡和纯粹快乐两个极限,根本没有平衡点。”

在这所实行封闭管理的学校里,学生被分为A、B两个学部,并依照每次的考试成绩分班——实验班(冲刺北大清华)、创新班(本科率30%)、平行班(本科率10%)和本地班(本地学生的班级),除此之外这些学生的学费也会受到成绩的影响,普遍从15000-27000元每学年。

王秦的成绩在创新班里处在中间位置,不上不上。他的父母看着身边朋友的孩子在校外培训班的外力作用下不断上浮的分数,心里早已慌了神。

第二次月考成绩公布后,接到班主任电话的王秦父母忍不住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再次产生怀疑,并提出想要在课后离校进行补课。

王秦的班主任也能理解,但离校补课的口子一开便会引起很多的效仿者,作为学校必定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

几天后,班主任在晚自习时把王秦叫到了办公室,尝试性地问他,如何看待自己月考的成绩,是否愿意付诸实际的行动认真补课。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班主任让王秦和父母沟通,先从数学开始,他被安排其他班级的老师在晚自习进行补课,4000块钱一学期。

就这样,当其他同学正在班里上晚自习的时候,王秦便拿着一堆资料,走进了另一位老师的宿舍,开始了补课生涯。

“那种感觉很怪,班里的同学还挺羡慕我的,可以去其他任课老师的宿舍里补课,这让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自信,觉得自己很特别,也忘记了成绩不好这一回事。”王秦萌生出的这种“怪异”想法也激发起他的学习热情,今年5月底的月考,他的数学成绩从71分变成了103。

这种传统的补课形式,让王秦的父母不由感叹。不论是校外还是校内的教培,因为教育竞争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或者说回到了最原始的“家教”模式。

和王秦这样的外省学生不同,本地的学生有另一种“生存”模式。私立学校的存在使得当地的教培竞争更加激烈。

在另一所私立学校上高二的方霆,在高一入学后就一直保持着白天上课,晚上补课的生活。“6点多,住校的同学开始慢慢走进班里开始晚自习,我就背着包离开学校去培训班补课。爸妈还让我在学校里吃晚饭,说能节省不少时间。”

方霆描述起自己的课外班生活显得有些无奈,“爸妈觉得老师讲课慢,外面可以学的快一些”,实际上,校外教培机构的最大的竞争力也就是聚焦于此。

方霆在高一下学期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超过了学校老师的教学进度,“尤其是理科,老师在讲象限、二次函数,我已经学到了三角函数和向量了。”不过,这样的“激进”或将随着教育部门监管的加强而逐渐消退。

左右为难的教培市场

近一段时间以来,监管政策频频颁布带来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教培机构从形式上的“革新”(包括过去无往不利的一些玩法),开始重新回到了基础层面。

一位在当地教培机构任职的老师表示,随着升学压力持续增加,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提高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推动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

这也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成绩普通的学生将在中考、高考后被分流到职业学校,他们不需要激进的学习进度和超前的高年级学科知识,而是“就业前的准备”。

显然,焦虑的家长们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而一些教培机构已经抓准了这些“风口”,通过更加产品化、效率化的课程将学生送上了考场。

早在监管的信号在发布前,浙江地区的一些机构就以其敏锐的嗅觉开始做出一些规避动作,校外培训也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在迂回、转型。

徐斌是宁波镇海某公立学校的在职教师,除了这个身份之外,每周末她还会准时出现在江北一家教培机构的讲台上。

从2016年初开始,她就以双重身份活跃在K12教培的舞台上,面对这一次更强力的监管,机构也要求教师们改变授课形式——“我教的是英语,毕竟是一门主课,之前带的一些老学生还是会继续上,具体的形式还没完全确定,真的不行就在家里私教。”

对于徐斌来说,新政策的发布使得她收入变少了,需要规避的东西变多了,仅此而已。

而对于宁波某教培机构的老板张某平而言,他认为自己正在经历教培行业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从2013年-2016年的兴趣班阶段,当时很多学校和家长都在尝试,虽然课业实际有增无减,但家长们仍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些课外生活,教培机构承担的功能也越来越大,学校和教培机构也完成了一个产业的转化。

当时张某平通过和学校的合作,将自己培训中心的课程和老师送进了宁波各个小学。业务鼎盛时期,班主任甚至会在课上发放张某平机构的报名彩页,并要求孩子回家让父母签名。

第二阶段是2017年-19年,由于互联网思潮和当地监管的影响,张某平做出了很多调整。在宁波,教育部门一般情况下都不允许在职教师在校外任课,尽管如此,张某平还是通过自己的方法将校内老师们请了过来,同时过来的还有跟随老师过来的学生。

“这些老师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把一堂死气沉沉的课讲的别开生面。”——就像早期的新东方。靠着这样的思路,张某平的机构内聚集了主科和体育类的一些老师。

对于聚集在张某平所在机构内的老师,分成的结算模式比起公立学校的“死”工资,仍显得慷慨得多。以兴趣类课程篮球为例,单堂课学生收费70-80元一人,任课老师能拿到55%。

不过2019年底到现在,更多家长们的焦虑心态,也使得教培行业不断“转变”。疫情中的网课,催生出了“繁荣”的“在线教育”,师资问题引发了教培行业的“先招后裁”,而现在的监管加强也正使得教培往“第三阶段”进行转变。

张某平在圈内和朋友聊过,由于监管可能会导致寒暑假培训这一常见形式被取消。但他也发现,许多教培机构以“夏令营、冬令营”的模式来规避“补课”禁令,“不过这似乎有些掩耳盗铃了”。

在看来,监管也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家长这个最大的“变量”只要不变,只要他们还有需求,教培行业便不会消亡。

同时,全国大大小小40万的校外培训机构,有许多违规的机构会在此次整顿中逐渐隐退。从前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好日子不复存在了,留下的都是一些高质量高素质、符合规范的正规教培机构。

一位家长在和懂懂笔记沟通时提到,课外辅导的监管对于家长来说是好事,“至少在挑培训机构的时候少了一些质量上的担心。”可是,对于孩子未来的“焦虑”感并没有减少,“还是会怕孩子的成绩不好,上不了好学校,然后又回到了找私教、家教的漩涡里。”

尾声

一切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往往蕴含着本质上的必然。教育“焦虑”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大环境变化之下,家长们有着本就有着各式各样的焦虑:寸土寸金的房价、高昂的教育成本、996的加班风气等等,但他们艰难中依然选择努力地为了下一代奔忙,就是希望让下一代远离这些他们曾面对的窘境。

教育行业确实是近年来资本布局的重点,就像之前的金融、房地产一样。如果社会的竞争不是愈发激烈,教育市场也不会如此吸金和爆发。又如果家长教育的攀比风潮不减,为了盈利而催生的教培行业还会从其他角落发芽。

据晚点LatePost报道,某些教培机构接下来就会大力投入到进校产品,服务于帮助学校与老师的精准教学,这似乎在昭示着教培行业又将回到最初的“裸泳打法”。

一位90后的年轻父亲表示,“我自己经历过补课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熬的。现在的监管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一部分90后家长来说,会走进两个极端,一种是让在幼儿园的孩子去上各种课外班,另一种是完全不去而是纯粹放养。”——避免羊群心态的最好办法,就是远离羊群。

作为变量因素之一的家长,或许本身也为未来的教育行业缔造着一些可能性。